「沙田官立小學允許簡體字答卷」，短短十三字，像一粒石子砸進本就暗湧的維多利亞港。事件迅速引起爭議並被媒體廣泛報道後，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社交媒體發文認為：「內地背景或習慣使用簡體字的學生來了香港上學，不習慣使用繁體字是現實，可以理解。不過問題是既然來了香港，而香港是使用繁體字的特區，為什麼不努力學繁體字？日後在香港工作，可以不用繁體字嗎？」這把技術層面的教學選擇，直接升級為來港求學，卻拒學繁體字的對立。校方的本意是為內地背景學生提供「更友善的評核環境」，卻意外引發了一場關於教育公平、文化認同與社會融合的深刻討論。
校方在通告中強調，此舉旨在照顧內地背景學生，同時幫助本地學生「認識兩種不同的中文書寫體系」。然而，這一看似包容的政策卻使教育公平成為了最直觀的爭議焦點。簡體字因其筆劃簡潔，在考試中確實能帶來時間優勢。不過，更深層的矛盾在於：我們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質與促進社會融合之間找到平衡？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歷來以包容多元文化自居，但當這種包容可能動搖自身文化根基時，該如何自處？這場爭議發生在香港社會經歷深刻變革的背景下。隨着香港與內地交流密切，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碰撞在所難免。沙田官立小學的案例，正是這種碰撞在教育領域的縮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該包容，而在於如何在不喪失自我的前提下實現有原則的包容。
當前香港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面臨着一個相當棘手的難題：既要為新來港學生提供適應的空間，又要守護本地文化的傳承。或許，當前的香港教育界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尋找更具創造性的解決方案。當前的香港正處於激烈的變革期，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明確將「留學香港」作為一個金字招牌來吸引學生，除本碩博階段的高階學生，低年齡段的中小學亦吸引了大量的留學生群體，而在這部分群體中，香港依靠毗鄰內地的優勢，收錄了大量的陸生。「不會繁體字，那便由學校的老師教嘍？」可現階段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教」、「教什麼」、「誰來教」，這些問題在此前是否有過思考，有無可行性的方案或政策通過官方途徑來指引學校？例如，教育局指定在小學階段堅持繁體字教學為主，同時開設簡繁對照的興趣課程；或是為新來港學生設置合理的過渡期，而非簡單地允許並行使用。
香港的文化魅力，從來就在於它能夠在多元中保持特色，在變化中堅守核心。繁體字是這一文化核心的重要載體，其價值不僅在於書寫便利與否，更在於它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在這場關於文字的爭論中，校方亦或是香港教育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香港的下一代既能擁抱文字的多元，又能守護文化的根脈。然而，理想中的平衡在現實面前往往顯得格外脆弱。當愈來愈多的內地學生南下求學，教育系統首當其衝，成為了文化融合最前沿的試驗場。這遠非一個簡單的教學技術問題，其背後是香港教育體系在劇烈社會變遷中暴露出的系統性準備不足。教育局過往的指引明確傾向於在小學階段固守繁體字陣地，以避免學生產生混淆。然而，面對教室裏已然存在的、操不同文字習慣的陸生，又該如何？校方在缺乏上位政策清晰導航的情況下，只能自行摸索，其倉促推出的「簡體字答卷」政策，雖意在「補漏」，卻因對公平性的衝擊，反而激化了矛盾。
這場風波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語言治理難題：當社會的融合快於制度的調適，政策的制定者便陷入了被動反應的困境。是繼續堅守原有的、清晰的，但可能略顯僵化的界限，還是為了現實的友善而打開一道可能引發不確定性的口子？香港教育局在此事上表現出的審慎態度，恰恰反映了這種兩難。它既無法否定學校提供友善環境的初衷，又難以全然推翻自己過往的指引建議，更必須回應本地社群對文化傳承與教育公平的深切憂慮。這道題，沒有標準答案。它的解答，取決於香港社會能否在堅守文化核心與展現開放包容之間，找到那個動態的、且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平衡點。這個點的位置，將深刻定義下一代香港人的身份文化座標和語言文字傳承。
撰文︰劉上
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博士四年級 (教育評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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