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幾齣香港電影都叫好（也算叫座），底子都是悲劇。它們都不是傳統港產片主打的類型：警匪、動作或喜劇，甚至不是強調藝術性的劇情片。有人借調查說，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已經夠低，再看悲劇應該沒有市場，人們也不想再進去戲院去承受這些壓力了。
這幾齣戲恰好在說兩個香港現時很重要的社會課題：安老問題和青少年心理支援。那些故事也許不過是在說一些人們日常生活已經經常面對的事件，而不幸的是，這些故事也似乎在現實重複出現，同樣（至少在短期內）不會好轉。叫人不再入戲院看這些電影，或者能減少某種悲情。
然而，有看過這幾齣電影的觀眾，都沒有批評它們賣弄悲情，販賣感性，甚至有些人在它們之中找到安慰。同樣是悲劇，有些會被渲染成賣弄，但有些會被奉為上品？
在希臘的傳統中，悲劇不單是好人遇到壞事，也不能是壞人可以得到好報（觀眾都不會喜歡這些故事）；悲劇是主角都是跟觀眾一樣的普通人，有基本的好處，但會有過失，而這些過失又會使他們陷入不幸。觀眾會因同情而憐憫，又因厄運之近而物傷其類。悲劇讓人們在憐憫、同情等正面的情緒中，找到心靈淨化的機會。
觀乎《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特別受到評論的電影，很多觀眾都似乎在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白》讓家中有長者的觀眾想起自己的長輩，《年》的觀眾都在說想起成長的一些片段，也使一些教師想起職場上處理學生事件的感覺。《白》將這種好壞的掙扎寄在家屬們的身上：明知家人未必在院舍活得好，但在生活種種掙扎上似乎沒得選擇，而《年》則使人們想起種種人際關係之內的種種原本珍惜的關係與交流機會。這些錯過了的點點好事，卻是使觀眾揪心之處，而這些共鳴，使觀眾觀照自己內心一些值得遺憾的現實，從別人的分享中，肯定自己的不幸並不孤單。
在影評中，讀者都會看到人們對這兩齣戲的所反映的無力產生共鳴：記者對真相與公義的追求、長者們委曲求存、面對原生家庭的種種抑壓、學校制度對學生情感支援的有限等，都令在香港長大（和終將老去）的人們都感到扼腕。悲劇的另一個層面，則是人們在現實諸般的限制中，看到現實社會及環境外，抽象的命運是什麼回事。主角未必如人意的結局令觀眾想到那些曾經和命運對抗過的人們，而不是一味哭哭啼啼。好的悲劇讓觀眾同情的不是遭遇，而是面對困境中，奮力掙扎卻遇上無可抵抗的失敗。
亞里士多德認為，好的悲劇使人反思，使人情感得到淨化。如果這些劇情片或許可以在一段日子生存下去，結論也許是，香港人的心理質素已經強化，而不是麻木了。
撰文︰莊炭（歷史科教師）
偶然入行，由舊科教到新科再翻新，努力追上歷史與潮流，間中沉迷光影，數碼與菲林間窺看現實。
「師前影後」專欄文章由人前是教師，人後是流行文化影視作品的老饕輪流執筆，希望分享觀影心得，融入教育生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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