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界鬧得熱烘烘的話題，實非「生命教育」莫屬。事緣能仁專上學院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謝向榮教授就一份學童自殺調查發表言論時，評學童自殺實為「做傻事」，並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對「生命教育」作出解釋及評述。事後，各界立即對他的「傻事論」群起而攻，認為其言論「涼薄」、「不負責任」，以及過份簡化學童自殺問題。
事實上，二三十年前，社會大眾便多以「做傻事」評價「學童自殺」，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傻事論」絕非突起之論，學童自殺亦非今天之事。誠然，當時的社會形勢相對簡單，大眾亦多持傳統論點看待學童自殺，謝教授之論不過代表了舊派人士的言論。然而，隨着社會變遷，以及研究進展，學童自殺背後實牽涉社會、教育、倫理及經濟等不同範疇，絕非單以「傻事」便可作結。因此，該言論實有偏頗、狹窄之處。然而，本文並無意再就此言論作任何評論。反之，筆者實希望繼續謝教授以「中國文化」詮釋「生命教育」的進路，釐清及建構兩者的關係，並進而指出「中國文化」對於「生命教育」實是一種先進的思想觀念。
其實，「生命教育」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實與「仁」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香港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張永雄指出：「推行生命教育旨在幫助學生思考及釐清兩個重要的題目：為何而活？如何生活？前者探討生命的意義與本質，後者則尋求生活的目標與方向。」由此可知，「生命教育」就是一門教導學生反思生命真意，當中又能分成兩部分：「體」與「用」。所謂「體」，簡而言之，即其範疇的根本理念，屬於一切思想的底蘊，包括：「何謂生命」、「生命有何意義」等基礎命題；至於「用」，便是根據「體」的內容，再配合不同的客觀現實或主觀特性，加以延伸和發揮，從而在生活中實踐，包括：「個人的生命意義」、「如何完成生命意義」等實況命題。
那麼「過去」的「傳統教育」如何回應「現在」的「生命教育」呢？筆者相信「道德」便是答案。眾所周知，中國哲學屬於一門「道德形上學」，講究個人的「心性」和「修養」，當中又以「仁」為核心，因此了解「仁」便是實踐「傳統」的「生命教育」的不二法門。對此，謝教授實早已論及，只是發表不久，即有時事評論員以歷史偉人，如伯夷、叔齊、屈原、田豫等為例，指出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仁」與「關顧別人的仁愛」不同，應是「殺身成仁」，此雖未有煽動自殺，但與「預防自殺」實無甚關係。對此，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誠然，「殺身成仁」所標舉的道德價值重於實際生命，確是「仁」的重要體現，但這實就特殊的極端情況而言，而非普遍的正常事件而言。如果「仁」只是「殺身成仁」，那歷代聖賢們都不知死了多少回，更遑論宏揚「仁道」了。其實，對於「仁」的解釋，《說文解字》便有精闢的見解：「親也。從人從二。」
由此可見，「仁」的本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講究彼此的「親密」之情，這已足以證明「仁」與「關顧別人的仁愛」至關重要。及後，「仁」更延伸至「人」（自身）與天地萬物，甚至是「道德」本身的形上關係，這又體現為「愛物」及「慎獨」的理念。因此，「仁」可謂人的感通能力。所謂「麻木不仁」，未能以同理心、仁愛心看待世事，才是「不仁」，這與謝教授「所有價值觀，其實只要為人設想，便會知什麼是禮儀、什麼是智慧、什麼是責任感、什麼是尊重，所以所有價值觀去到最後就是文化核心」實為一體兩面之說，只是謝教授之言實過於粗疏和簡化，雖無冒犯之意，但亦容易引起誤會。
至於「預防自殺」，傳統文化亦有一翻見解和體現。《孝經．開宗明義章》便正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認為個人身體（非純指身體的物理存在，而是包括精神健康）與父母血脈相連，絕不輕言毀損或放棄，這便說明「傳統教育」雖未正言「預防自殺」，但已從不同方面，提倡對生命的重視。此外，歷史洪流亦湧現了不少「不存心求死、自殺」的人。他們以「苟活」實現更大的「道德」價值，以一己的人性光輝照耀昏暗的人類歷史。
管仲，本為春秋齊國公子糾的屬臣，為貫徹對公子糾的「忠」，曾箭射公子小白，差點改變春秋歷史。後公子糾事敗身死，管仲不但拒絕徇道自殺，更接受小白招攬為相，終成就桓公「九合諸侯」的霸業。對此，孔子雖曾極力貶抑其德，但終盛讚其：「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此可見，孔子的價值觀從不單純地「以德評人」，更不只是上文提及的「殺身成仁」，而是綜合考量，平衡其一生所能創造的「道德價值」。
除此之外，魏徵同為降臣，且為弒父殺兄的唐太宗辦事，這在傳統的封建社會，這可是大逆不道、不可理諭的事。但縱觀魏徵一生，不僅忠心為唐，且常能置生死於度外，犯顏直諫，只為造福百姓，成就盛世。對此，唐太宗在其身後，更譽其為「人鏡」，後世亦稱其為「一代名相」。由此可見，傳統教育所講究的「生命教育」部分絕不能單以「殺身成仁」便一概而論；有時，「保留生命」以實現更大的價值才是正途。此外，從側面而論，當我們教育學生時，亦必須引導他們思考現在所面對的困難，是否足以以「生命」作交換呢？「自殺」又是否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呢？當然，上言對於思想傾向成熟和正向的學生會較為有效，但對於深受壓力折磨，甚至已達臨界點的個案，則必以體諒和同理心對待，了解背後的原因，再對症下藥才是正途。
正如上言，「生命教育」講究對生命意義的探討，難道「殺身成仁」不正是其中的重要範疇嗎？要知道，「道德」的價值不只在於現世，更多的是對人類社會的長遠發展的影響，因此「傳統教育」正能為此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上言僅就「生命教育」的「體」而言，至於其實踐方法，即「用」方面，「傳統教育」也有特別的一面。誠如上言，謝教授所提及的「睇下啲雞仔孵化，你已經有生命教育，就唔會做傻事」。誠然，「雞仔孵化」象徵生命誕生，當下極具生命力和震撼力，對於部分求死者確有一定的勸勉作用，但此言一出，實在不得不使人有點涼薄之感。如果「雞仔孵化」的過程真有如此威力，「學童自殺」又怎會如此頻繁？問題真的如此容易便可化解，「學童自殺」又怎會如此令人觸目驚心、怒憤填膺？儘管如此，我們又不難發現如此簡單、粗暴的方法，卻又不時出現在古中外的教育案例上。
古時，中國禪宗擅以不同形式的方法開悟弟子，引導他們進入「禪」的領域，反思生命的真義：其中，便有一則有關「當頭棒喝」的公案，講究以「突如其來」的衝擊，讓人們直指本心。宋朝釋普濟在其著作《五燈會元．黄檗運禪師法嗣．臨濟義玄禪师》提及：「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
眾所周知，禪宗講求「悟」，無論是「頓悟」，還是「漸悟」都需要學者的高度專注、思考和體會；同時，學者又不應「執着」求法，活在當下，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體驗」真理才是至關重要。因此，黃檗和義玄禪師才會在學者「求道」之時，以「棒」和「喝」兩種極具衝擊力的方式，打消和暫停學者的「執着」讓其回歸現在，省悟本心。當然，「體罰」已是不合時宜，「棒」和「喝」自應退場，但「當頭棒喝」的深意實在不妨留下，讓學生能透過「具衝擊力」的行為或畫面，如：電影、畫作及話語，停下來，放下執念，讓腦袋放空，再思考不同的難題，亦不失為可行的引導之法。
多年前，日本有齣以真人真事為基礎的生命教育電影《和豬豬一起上課的日子》，劇情令人深思。該電影的男主角為一名教師，在開學之時，便讓全班學生「以養大後吃掉」為前題，共同、輪流飼養一隻小豬。過程中，不少同學都與小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逐漸反思「宰殺」、「吃肉」和「生命」的意義。此片播映後，毀譽參半，但無論如何，此片反映了現代的「生命教育」亦會以強烈的手段衝擊學者的心靈，以達到反思的作用，此舉實與禪宗公案，以及謝教授的「孵雞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樣，如此激烈的方法絕不適合已達臨界點的學生，再加上，此法極需長期的計劃與鋪排，以及悟性較佳的學生。因此，這也不是解決「學童自殺」，但也無可否認，這是可行方法之一。
總合上言，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的「生命教育」確有暗合之處，實是一門先進的教育思想。若只因部分失當的言論便加以抹殺，實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砵效乞兒」之舉。此外，「學童自殺」的成因錯綜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與「生活」、「幸福」、「家庭」及「社會」有絕大關係，惟此非本文所論，還望方家指正。
撰文︰栩晉
年少酷愛歷史，後得恩師引導，轉入文化、哲理之道。本不愛文學，但因緣際會，從「意境之學」踏入文學範疇。不擅創作，但極喜將文、史、哲互相滲透，以作分析及解說之用。文作散見港、台文刊及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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