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之不傳也久矣！」韓愈一聲長嘆，道盡對社會風氣的擔憂。當代以考試成績、升學論英雄，學子孜孜矻矻於追求高分、獎項，「拜師求學」自然成了常態。時光倒流至唐代，科舉制度同樣是士子晉升的主要渠道，社會風氣卻截然不同——人們竟以「拜師求學」為恥。為何同樣重視選賢納士的唐代，社會風氣竟和今日截然不同？這背後隱藏着唐代社會什麼鮮為人知的秘密？本文將從科舉制度、識字率等角度切入，帶領讀者撥開歷史的迷霧，探尋《師說》背後的時代真相。
首先，唐代官員的選拔途徑多元，科舉並非唯一，甚至並非最主要的途徑。儘管武則天時期重用科舉出身的人才，唐玄宗時也多次開科取士，但世蔭（依靠祖先功績獲得官職）和雜色選拔（其他非科舉途徑，例如胥吏、軍功等）仍然是當時官員入仕的主要途徑。即使是科舉，錄取人數也相當有限，有統計指有唐一代，二百多年間，經科舉錄取的官員只有約一萬人。靠讀書的進士和明經兩科加起來，每次錄取人數通常不超過百人，這與龐大的應試人數相比，可謂百中取一，甚至更低。
更重要的是，唐代科舉並非糊名制，考生需要透過「行卷」把自己的詩文作品呈送給當時的權貴或名流，以求得他們的推薦，這稱為「公卷」。這種制度使得人際關係和社會背景在科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沒有顯赫家世的讀書人而言，拜師很可能被視為攀附權貴，反而影響仕途。在此情況下，士子不願拜師求學，實屬自然。這種情況最終和當時「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社會風氣形成惡性循環。
其次，識字率與拜師求學的風氣應呈高度正相關。沒有基本的識字能力，自然難以進行系統性的學習和接受教師的教導。根據學者推算，唐朝的平均識字率可能在3%到10%之間，相當低。韓愈所處的時代，即使經歷了盛唐大興文教，但識字人口並無證據顯著增加。這是個怎樣的數字？1949年全國平均識字率約為20%，城市人口識字率約為30%至50%，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即使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其郊區15至30歲青年的識字率也僅有19%。
如此類推，韓愈若身處長安較不發達的城郊，所見的人的識字率恐怕也只在10%至15%左右。識字人口的稀少，正正突顯了韓愈重振師道的艱巨。識字率如此低，人們對於學習和教育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少數識字的人，若不求上進，不研習聖賢之道，自然令致力於復興儒學的韓愈痛心疾首。《師說》中「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擲地有聲，批判的不僅是師道的淪喪，更是學習者，甚至是為人師者，對學習道理的輕忽！
李蟠的出現帶來了希望，好比全校「Band 5」學生中突然出現的一個「Band 1頭」乖仔。在一個普遍不重視師道、學習風氣不盛的社會環境中，李蟠能夠虛心向學，拜韓愈為師，通習六藝、經、傳，難能可貴。韓愈喜出望外，特地為李蟠寫一篇《師說》，藉由讚揚他來呼籲社會重視師道，重振學風。當中「學於余」（跟我學的啊！)，畫龍點睛，活靈活現地把韓愈重新找到當教師、得英才而教的君子之樂透露出來。所以，《師說》不僅是對李蟠個人的肯定，更是對當時社會風氣的反思和批判，還有一個憂時感世的中年教師真摯而樸素的情懷。
撰文︰吳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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