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二年。」《唐律疏議・戶婚》
「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並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大清律例・戶律》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法制度規範了政治和社會秩序，對家庭結構和婚姻制度影響深刻。妻妾之別，是這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係到個人身份地位，更涉及家族傳承與社會穩定。
一、婚姻倫理中的身分等級與權力結構
1. 妻妾地位——正統與邊緣︰古代的婚姻制度確立了嚴格的妻妾等級，嫡妻為一家之正，手握主持家務、教養子女及監督妾室的權力。不僅如此，若皇族、宗族遇上大事，群龍無首之時，嫡妻因其地位最尊而擁有話語資格。如南宋光宗因不孝醞釀被廢時，群臣請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出來主持大局。
禮儀上，嫡妻可著正色禮服、參與貴族交際，妾只能穿次色，且不得與嫡妻同席。法律上，《唐律疏議》規定妾毆妻可比照「卑犯尊」，處徒一年，但妻毆妾則可從輕發落。明清律法明文禁止「以妾為妻」，妾室即使生子，生活上可能好過一點，卻也難改其身為「妾」的社會地位。
2. 族長權威——秩序的核心︰宗族之長，通常為嫡長子或嫡系宗子，其權力源於宗法血統，掌控家族內部秩序，對妾室及其子女擁有婚配決定權和懲戒權，可越過司法程序直接施以懲處。明清族規中常見對妾室的「私刑」記載，反映「以嫡壓庶」的倫理觀念。
在祭祀權上，庶子無權主持宗廟祭祀﹔宗族會議上，妾是無權發言的，妾室死後亦不得入家族祠堂，反映其「生無名分，死無歸所」的邊緣化處境。此種排除機制，展現了族長如何通過儀式與空間來鞏固家族秩序。
3. 孝道責任——倫理的基石︰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儒家觀念，強化了納妾為確保家族延續的必要手段。嫡妻若無子，須主動為夫納妾以完成宗族使命。妾雖為延續子嗣而存在，但因「庶出」身份被視為「非核心」的家族成員。
《舊唐書》載：「（李齊運）以妾衞氏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誚。」可見即使朝廷高官欲提升妾的地位也遭譏諷，凸顯禮法對倫常的維護作用。妻妾名分是家庭秩序與孝道責任的體現，李齊運身為禮部尚書，更應以身作則，其舉動被視為踐踏禮制，故受非議。
二、宗法制度下嫡庶傳承的權力分配
1. 嫡妻嫡子——絕對的優先︰《春秋公羊傳》記載：「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這是說諸侯娶一國之女為妻時，女方的侄女和妹妹隨嫁，一次嫁出去九女。這種「媵妾」制度，確保諸侯在嫡妻去世後，能以陪嫁的姪娣為繼室，以維持嫡系正統性。
嫡妻身為一家之正室，其所生長子自動獲得最優先繼承權，即使在嫡妻無子的情況下，也會優先考慮其陪嫁娣妾（同母妹）所生之子。為鞏固血統純正，周代實行「同姓不婚」制度，《左傳》所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意思是男女同姓，後代就不繁榮，異性婚姻反映了古代貴族維護權力的考量。
2. 妾生庶子——權力邊緣化︰古代制度嚴格限制納妾時機，《大明律》載：「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妾的存在主要為解決「無後為大」的倫理危機，其子嗣只在嫡系絕嗣時，才有繼承機會。例如明代「國本之爭」中，萬曆帝立庶長子朱常洛（明光宗）為太子，也是因為嫡系絕嗣的特殊情況。
庶子在宗法制度下地位低下，春秋時代晉國的重耳（晉文公）便是典型例子。晉獻公立正妻之子申生為太子，庶子重耳被排擠。重耳在外流亡達19年，輾轉多國，備受冷落。最終，他依靠個人努力與機遇回國繼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然而，這並非宗法制度對庶子的支持所致，屬特殊案例。
3. 宗族世襲——秩序制度化︰在古代，宗族之長權力源自宗法（嫡）與倫理（父、兄）的雙重基礎，而非個人賢能與否。分封制度下，嫡長子繼承主要權力後，把土地、財產與官職分封給同母弟，形成「大宗統小宗」的權力網絡。
即使庶子受封為小宗，仍須尊奉大宗為本族代表，體現「血親相傳，權歸嫡系」的根本原則。這種大宗（長房）與小宗（支房）的制度設計，確保了嫡系在政治和宗族事務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古代宗法制度下的妻妾制度，確立了家族秩序，維繫着宗族穩定。雖已不復存於現代，但其影響仍見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中。理解此制度，有助我們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運作邏輯。
撰文︰
梁慧敏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副教授，中國語文文學碩士課程主任。曾任香港考評局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