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莊子．繕性》
「仕」與「隱」，一直是中國古代士人的核心抉擇，由此衍生出獨特的「隱逸文化」。「隱」並非單純避世，而是一場儒家「入世」理想與道家「出世」哲學的深刻對話，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呈現出多元的動機與形態。
一、隱逸傳統
1. 儒家
儒家以「道」能否行於天下，作為「仕」與「隱」的選擇標準。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意味着，當政治清明時，君子應當出仕；若時局混亂，則應歸隱，把隱居視為一種保全理想、等待時機的策略。
孟子則進一步闡述了隱居時的個人修養，提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認為在不得志時，個人應專注於修身養性，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
儒家的隱逸觀是積極的。隱逸並非終點，而是一個積蓄力量、涵養德行的預備階段，最終目的仍是為了在時機到來時，實現「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
2. 道家
道家思想為隱逸文化提供了核心的哲學基礎，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絕對自由。道家創始人老子提倡「道法自然」，主張拋棄名利、返璞歸真。
莊子則把避世隱逸的學說推向極致，認為隱士之所以歸隱，並非刻意藏匿，而是因為「時命大謬也」——整個時代的價值觀發生了根本性的錯誤。當面對楚王的重金禮聘時，莊子以龜寧願「曳尾於塗」為喻拒絕出仕，堅守個人自由。
道家的隱逸是主動、徹底的選擇，並非為了等待時機再次入仕。其目的是在亂世中保全獨立人格，追求「安貧樂道」的逍遙，最終達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境界。
3. 佛教
佛教自漢代傳入後，其「出世」與「超然物外」的核心思想，為中國的隱逸文化注入了新內涵。佛教主張善信應遠離世俗的名利紛擾，在寺廟等清靜之地修行，以求得內心平靜，這與隱逸的追求不謀而合。
尤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時局紛亂促使佛教與玄學結合，為隱逸文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這股風潮吸引了文人與名僧往來，最終使佛教「出世」的價值觀超越宗教，成為深刻的社會文化。
二、隱士類型
1. 淡泊名利與兼濟天下
士人隱逸的動機主要分為兩類：徹底淡泊名利，以及心懷兼濟天下。
第一類為堅守操守而徹底歸隱。如魏晉「竹林七賢」鄙視功名，嵇康更以《與山巨源絕交書》明志；北宋隱逸詩人林逋則隱居西湖，終身不仕不娶，留有「梅妻鶴子」佳話，展現生活意趣。
另一類則把隱居視為策略，遵循「獨善其身，兼濟天下」的理想。其中，「先隱後仕」的代表為諸葛亮，「躬耕於南陽」只為蟄伏待時，後有「三顧茅廬」；「先仕後隱」者如范蠡、張良，則深諳「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功成後「急流勇退」以求自保。
2. 山水田園與繁華市井
隱逸地點主要分為「山水田園」與「繁華市井」兩種形態。
山水田園的代表為「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他視官場為「誤入塵網中」而歸隱，真正做到「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在田園勞作中尋得安頓。學者陳寅恪稱其思想為「新自然說」，即追求精神與自然的融合。
與山水田園相對的「市隱」，是在「繁華市井」中的隱逸形態，盛行於明清。當時如文徵明、唐伯虎等對官場失望的文人，選擇在城市的喧囂中尋求解脫。他們廣交朋友、享受生活，但仍堅守「不做官、不受召」的隱士原則，並認為隱逸的關鍵在於「志向」而非地點，這標誌着標準從外在環境轉向由內在「心境」決定。
3. 前朝遺民
「前朝遺民」是一種特殊隱逸類型，其隱居並非個人考量，而是源於民族大義與文人氣節，尤其在異族統治的朝代更為顯著。例如，元朝建立後，強烈的愛國情懷與對漢人的壓迫政策，使許多士人拒絕效力，如謝枋得堅辭不就，最終絕食而亡。
清朝初年，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在親身抗清失敗後，紛紛選擇隱居，轉而著書立說。簡言之，前朝遺民的隱逸是特殊時代下的產物，其選擇超越了個人層面的價值判斷，是堅守民族大義的最終體現。
隱逸文化的核心，是「出世」與「入世」的永恒張力。無論是策略退守或徹底超脫，隱於山林或市井，都超越了簡單的逃避，成為士人在亂世中保全理想、尋求精神自由的智慧，最終沉澱為一種深刻的文化象徵。
撰文︰
梁慧敏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碩士課程主任，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現任香港考評局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