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疏簾半卷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颸。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秦觀《一叢花・年時今夜見師師》）
在兩宋繁華的社會中，「樂妓」是一個獨特而矛盾的群體。她們身處底層，卻立於風尚之巔﹔名難登正史，卻在詩詞中永存。樂妓文化的興盛，根源於宋代獨特的經濟與制度環境：既是城市商業化的產物，亦為禮樂制度下的特殊群體，並由此深度嵌入社會運轉之中。
一、 多重角色
1. 市井連結
宋代因「坊市合一」與宵禁廢除，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催生了市民階層對文化娛樂的強烈需求。都市娛樂業隨之興起，樂妓從宮廷走向民間，成為酒樓、茶肆的攬客關鍵。《東京夢華錄》所載「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豬巷，亦妓館」，即反映了當時妓館林立的景象。
樂妓雖身份卑微，卻扮演多重社經角色：她們是士大夫宴飲聚會時的表演者與社交催化劑；同時，官府也利用其才藝推行「榷酒制度」，以娛樂包裝經濟壟斷來「設法賣酒」。據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官府設置酒務專賣，而樂妓的參與除了保障了朝廷稅收，也緩和了社會矛盾。
2. 賤民身份
儘管樂妓在社會經濟中扮演促進角色，但其根本身份卻被禮樂制度牢牢鎖定。「妓」的本義，如《切韻》所釋：「妓，女樂也」，強調的是女性藝人精湛的音樂技藝，以歌舞為業。然而，樂妓的身份被「樂籍制度」所定義，納入「赤紙為籍」，與奴僕、皂隸、屠戶等被歸入「賤民」階層，其社會地位從根源上受到了嚴苛的限制。
二、 光環枷鎖
1. 富足生活
樂籍制度剝奪了樂妓與平民通婚的基本權利，甚至在官方人口統計中，以用於計算牲口的量詞「口」來計量，使其人格備受歧視。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名妓們往往生活富足。客人的巨額打賞——「纏頭」——是其主要收入來源。
如《宋詩鈔》中描述晁沖之：「狎官妓李師師纏頭以千萬。」又如《夷堅志》所載，一營妓（官方軍妓）因即席作詩出色，太守「歎賞竟日，賞以萬錢。」對上層社會而言，誠如秦醇《譚意歌傳》所言：「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可見在宋代邀請名妓已成為身份的象徵。
2. 命運悲歡
代表人物的經歷，生動地展現了樂妓的悲歡人生。汴京名妓李師師，才貌雙全，是晏幾道筆下「醉後莫思家，借取師師宿」的對象，更與宋徽宗交往，名動天下，並在國難時捐資抗金。天台營妓嚴蕊，因受牽連而下獄，卻堅貞不屈，出獄時作《卜算子》以明志：「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展現了風塵女子的風骨與尊嚴。而王朝雲則代表了樂妓的理想歸宿，她被蘇東坡納為常侍，見《蘇軾年譜》引《燕石齋補》所稱：「朝雲乃名妓，蘇軾愛幸之，納為常侍」，成為這位大文豪顛沛流離歲月中的紅顏知己。
三、鑄就宋詞
1. 創作革新
樂妓是宋詞創作的關鍵推動力。她們把充滿活力的民間「新聲俗曲」帶入文人視野，為詞的樂調革新提供了素材；有的更為了提升自身價值而主動向名家「索詞」，這種互動直接催生了大量為歌者而作的「應歌」之詞，激發了詞人的創作熱情。
在這種風氣下，許多詞壇名家都留下了膾炙人口的篇章。從一生為樂妓作詞無數的柳永，到晏幾道、秦觀、周邦彥、姜夔等人，就連大文豪蘇軾也曾寫下《贈黃州官妓》及《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等作品。可以說，正是樂妓的演唱需求與情感寄託，為宋詞的繁榮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
2. 審美風格
樂妓的演唱實踐，從根本上建構並鞏固了宋詞以「婉約」為主的審美風格。因宋詞主要用於配樂演唱，且演唱者多為女性，為配合其柔美聲線與社會審美，詞的內容與風格便趨向細膩、含蓄的婉約柔媚。樂妓以其女性身份和聲線，成為婉約詞風最完美的載體與詮釋者，其每一次演唱，都是對此審美範式的一次重溫與鞏固。
宋代樂妓是在禮教制度枷鎖下，憑才情求生的矛盾群體。她們最重要的貢獻，是成為詞人的靈感之源與藝術知音，以傳播、激勵與塑造之力，影響了一代文學高峰的鑄就，其身影與宋詞之美一道永存於文化記憶之中。
撰文︰
梁慧敏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碩士課程主任，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現任香港考評局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