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收到文化研究系裏的安排，我要擔任本科課程「公共人文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Public Humanities）這門必修課的助教。什麼是「公共人文學」？我起初滿心疑惑，搜尋一番後發現全世界都沒有這樣一門本科課程，遂帶着點「開天闢地」的使命感向朋友宣布此事。沒想到，換來的卻同樣是疑惑：人文學科不都是「公共」的嗎？為何要刻意強調「public」？我一時語塞，心想，或許學期結束時會有一個答案吧。於是，我帶着這個疑惑開始了本學期的助教之旅。當然，與其說我是在做「助教」，倒不如說，我也是和本科的學生們一起探索何謂「公共人文」。
在課程的開始，任教的李祖喬教授首先透過當下主義（presentism）的概念，探討人文學科如何介入當下，並藉由人類學家項飆所提出的「附近」（nearby）視角，帶領學生們重新審視日常生活中例如天橋等公共空間蘊含的社群意義，以及媒介如何承載公共敍事和實現公共介入。
接着，課堂討論利用提摩希．莫頓（Timothy Morton）的超對象（hyperobjects）概念，來理解氣候變化等跨越時空的巨大存在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同時剖析霸權神話與底層記憶（subaltern memories）之間的張力，反思社會如何忘卻與召回歷史。最終，課程要求學生把這些理論基礎轉化為實踐，通過小組協作設計一個能解決公共關懷問題的具體項目提案——這也是我認為這門課最有趣的地方。
在討論期末專題（Final Project）時，有一組學生留意到，中大圖書館幾年前為了方便輪椅使用者，把原本的女廁門改裝為按鈕控制的自動門。從無障礙設施的角度來看，這本是一件好事，但這個「改造」實際上令女廁變成了兼具無障礙功能的單一馬桶空間，至於隔壁的男廁則維持兩個廁格與兩個馬桶。這樣一來，更增加了女性使用衞生間的等待時間。
這個Project的一開始，這組學生重複地使用「不公平」（unfair）這個在我看來不夠精準的詞語來描述這一現象。不過，在推進過程中，他們從身邊人開始做簡單的採訪，把內容整理成小貼紙，統計校園內的廁所配置，調研香港公共空間的衞生間政策，逐漸開始用更精確且更有力量的詞語，例如「空間資源分配」、「性別盲設計」、「交叉性」等，來描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日常。在學期末，她們拿着自己的「田野調查」結果，給大學相關部門發出了郵件。
或許，這封僅僅來自課程作業的郵件，並不能就此改變公共空間分配中性別視角不足的現狀，但當他們把那種來自生活的隱約不適感，轉化為擁有理論支撐且具有可實踐性質的提案時，他們便已經跨越了學術與現實的邊界。這也正是公共人文學與傳統人文學科的不同之處：它不是只做文本研究。或許在這個「形容詞與副詞泛濫，而名詞與動詞缺位」的時代，他們已經從無意識的大眾（mass）變成了公共議題的推動者，而這些嘗試本身，便是人文學生介入公共的起點。
不過，在和學生們討論提案的過程中，我也感受到，無論在選題還是策劃上，他們仍然顯得有些「放不開手腳」：他們明明在日常經歷中對「公共」有敏銳的觀察，卻下意識地套用某種「專家」甚至「官僚」的思維來處理問題，往往忽視了自己本身即是持份者（stakeholder）這一位置。
這並不是全然否定這類思維的實際價值，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有無更具創意的形式能喚醒公眾對普遍現象的覺察，甚至主動去凝結出一群關注議題的「公眾」？如何保持表達的活力，避免把一個充滿生命力的觀察異化為枯燥的公式化項目？與此同時，如何辨識不同的持份者並展開有效對話？如何在不被視作「無事生非」的前提下，讓對方理解議題的迫切性，並且願意與你合作？這些都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需要透過實踐反覆淬煉的技能。
2026年1月16日，在公共人文學課程啟動學術研討會上，多位講者分享了他們的洞見與實踐：黃英琦太平紳士以她在2010年創辦的「Make a Difference」為例，講述來自亞洲各地的青年如何通過社會創新項目，從「小白」一步一步成為「公共意識青年」、「公共行動青年」，最終成為「創變者」；茹國烈教授則從自己的「200杯咖啡」行動談起，分享他如何以學術研究的思路，達到了「只要告訴大眾自己將要做什麼，人們便會更願意貢獻力量」的公共行動連鎖反應；袁長庚教授從自己的教學經歷出發，以「死亡課」作為例子，講述了在學術界成為「知識份子匪徒」（intellectual gangster）的有趣經驗；趙文英教授則分享了她在南韓帶領學生與無家者對話的觀察，她反思，當我們單方面要求學生去對話時，如何能讓對方也願意開口？以此為基礎，她提出把「遭遇」（encounter）作為建立青年公共性之可能的研究方法；在文化行動層面，Mapping工作坊創辦人何志森教授以深圳南頭古城為例子，展示了對「非正式空間」的地圖式觀察，討論藝術如何成為行動的「藉口」，藝術家白雙全則分享了自己從社會行動轉向社會服務的經歷。最後，在性別專題中，清水晶子教授以「不適」（discomfort）為起點分享日本經驗，探討一種在不和諧中共同生活的女性主義政治；鄧芝珊教授分享了她擔任電影《從今以後》監製的經驗，講述她如何把早期關於香港年長女同志的口述史研究，融入劇本朗讀與電影創作的過程，進而實踐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可能。
當晚，梁嘉茵博士（Serrini）來到崇基學院禮拜堂，在歡呼聲不斷的音樂表演之後與胡嘉明教授、李祖喬教授進行「文科畢業生就業人士分享會」對談。那一刻，禮拜堂內的熱烈氣氛與課室內的理性討論形成了奇妙的互動：學術並非只能在象牙塔內低語，它同樣可以在聚光燈下與大眾共振。
回到最初的問題：「人文學科不都是『公共』的嗎？為何要刻意強調『public』？」
最重要的原因或許在於，學生這一身分的路徑依賴，往往把年輕人局限在被動的位置，未意識到自己本就是公共的一份子，也因此未能主動在社群中參與公共生活。公共人文學帶給學生的，是一種把個人觀察轉化為公共能量，並在社會中找到理所當然位置的能力。Public不僅是一個學科標籤，更是一份光明正大的Endorsement。它告訴學生：在公共生活中，你不必只是抽離甚至失權的觀察者或研究者；你完全可以是參與者、批評者，甚至是推動改變的行動者。人文學科的「公共性」，不僅在於它研究了什麼，還在於研究它的人最終以何種姿態立身於公眾之中。
撰文︰陳洵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