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景定建康志》引宋朱熹《明道先生祠記》）
編纂於南宋景定年間（1260-1264）的《景定建康志》，詳細記載了建康（今江蘇南京）府學祠堂供奉的先賢名單。作為府級行政區的官方教育機構，府學奉祀的每一尊先賢牌位既是學子們的精神楷模，也是展現宋代官方價值觀的獨特窗口。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了先賢們能夠入祀這座學術聖殿？
一、朝廷政策與本地認同的共同影響
1. 理學價值：自宋寧宗、理宗朝以來，官方極力推崇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並把其中的《論語集註》、《孟子集註》定為官學教材，還安排理學家從祀太學孔廟，正式把理學確立為官方哲學。
《景定建康志》記載，建康府學的大成殿東廡（正東廊屋）矗立着四位理學宗師：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宋人素以東為尊，東廡與西廡對稱分布於大成殿兩側，東廡地位略高。這種陣容布局，體現了府學對四位理學宗師的獨尊，是理學已經升格為國家意識形態的縮影。
2. 在地聯繫：先賢們與建康的在地聯繫，也是影響其入祀建康府學的重要因素。以程顥為例，這位理學宗師能入祀建康府學受到供奉祭祀，並非因為其理學貢獻，而是他擔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相當於今天秘書長）時的政績。
《景定建康志》記載了程顥「均田塞隄（劃分田稅、修補陂塘），及民之政為多；脯龍折竿（破除迷信、禁絕捕鳥），教民之意亦備」，但「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希望奉祀程顥能「使此邦之爲士者，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
府學教授陶熾在解釋抗金烈士楊邦乂的入祀理由時，同樣突出他曾擔任建康府溧陽縣知縣，後因守衞建康而壯烈犧牲，把這位忠臣塑造為本土精神的化身。對建康府學而言，先賢的在地性不僅是史實，更是培育學子家鄉認同感的重要工具。
二、人際倫理與政治風向的真實反映
1. 長幼有序：南宋教育重視師生、兄弟等人際倫理，這種理念直接體現在祠堂的排位中。大成殿東廡的周敦頤、程顥、程頤三人，正是按照「師—徒」、「兄—弟」關係排序，《景定建康志》特別強調：「濂溪（周敦頤），則明道（程顥）之師；伊川（程頤），則明道之弟。」這般精心安排，無非是向學子傳達「尊師重道」「兄友弟恭」的道德準則，把抽象的倫理規範轉化為可見的榜樣。
2. 重文輕武：在文臣為主的先賢陣容中，抗金烈士楊邦乂是個特殊存在。《景定建康志》記載，高宗建炎年間金兵破建康，守將紛紛投降，通判楊邦乂雖為文臣，但「力拒不從」，對金國主帥完顏宗弼「罵不絶口，（宗弼）遂殺之，剖腹取其心」，以生命詮釋了「忠義」二字。
及至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宋軍「端平入洛」失敗，士氣低落。建康府學特意把楊邦乂奉祀於大成殿西廡，與早已入祀東廡的程顥相對，稱頌楊邦乂的功績「赫赫乎其與日星儷明也」（《鶴山集》），希望以其忠勇提振軍民之心。
然而，這位血灑疆場的英雄在剛入祀時便屈居程顥之西，在理宗淳祐年間理學成為官學後，更被排至大成殿西廡第五位。這背後是宋代「重文輕武」政治觀念的深層邏輯：楊邦乂以守衞建康的事跡名世，地位卻不及以政才與學術名世的文臣與理學家。
建康府學祠堂，猶如一面映照南宋價值觀的多棱鏡。當中奉祀的先賢們，不只是古城南京英傑輩出的見證，還是府學管理者塑造人際倫理秩序的體現，更是朝廷政治風向的縮影。以此為鑑，可見中國古代官方祠祀的特點和局限。
撰文︰
楊崴
碩士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曾獲「優異碩士生獎學金」。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領域為宋元明清文學。
梁慧敏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碩士課程主任，語言科學及技術學系副教授。現任香港考評局中學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科目委員會委員。學術著作包括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合著）和《語言隔閡：香港南亞族裔的中文學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