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筆者要讀一門社區發展的學科，談及充權或賦權，學生須以遊戲設計，配合總結滙報，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學習這個概念。說到如此，這個字彙從理解上並不太難，但是如何以遊戲學習，的確是不容易的。
一般而言，充權是指透過資源提供、教育介入與技能學習，使個人、團體或社群提升能力、建立自信，增強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與行動力，進而實現目標，並有能力挑戰不平等的權力結構。換句話說，充權不只是「幫助」弱勢者，而是讓他們能更掌控自己的生活、爭取平等權利，並主動改變不利處境；它強調發掘優勢、降低無力感，以及促進社會公平。在學術上，Barbara Solomon於1976年首次明確提出「增強權能」（empowerment）的概念，強調透過專業介入與資源連結，提升個人與群體的自我掌控感與行動能力。
充權理念的發展，也與少數族群的處境密切相關。以美國黑人經驗為例，長期的制度性壓迫容易造成深刻的無力感；後來透過充權取向的策略與實務工作，協助弱勢群體提升自我覺察與集體意識，讓他們更有能力爭取權益並改變處境。此後，充權概念亦延伸至更多弱勢或邊緣群體，例如性別不平等、種族議題、貧窮問題，以及階級與權力關係等。
整體來說，充權可從不同層次來理解。在個人層面，重點是幫助弱勢群體建立信心，提升知識與技能，並增強對自我的掌控感。在組織/專業層面，促進者（facilitator）或領導者（leader）需要創造參與空間，並把權力與責任下放給成員，協助成員在實作中提升能力，而不只是由上而下傳達指令。在社會/環境層面，充權則着眼於改變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與資源分配，並打破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
近年來，充權常被應用在青年培訓上，協助年輕人在多元身分與角色之間建立能力與自我理解。回想筆者在中小學階段，校內常見的角色與制度（例如風紀、領袖生、班會主席、班長、科長等），以及各類學生組織與學會，都提供了「發聲與主導」（「話事表達」）的空間，讓學生練習溝通、協作與組織能力；這些都可視為充權的例子。
不過，筆者也觀察到，現今部分學生的成就感未必如以往強烈，有時容易流於「為做而做」。到了大專階段，許多人參與領袖計劃，擔任義工領袖、青年大使、公民大使或氣候大使等角色，確實能提升可轉移技能，例如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與活動統籌。然而，若參與者缺乏實質的決策權、資源連結與議題主導空間，這些經驗也可能停留在「做活動」，義工服務參與或「累積履歷」的層次。相對地，若能讓參與者參與問題界定、資源分配與行動策略，充權的意義才會更具體、更可見。筆者以學生身分投稿、公開表達意見，其實也可視為一種公共發聲（Voice Out）實踐。
在青年工作/公民教育上建立「公民能力」而非「公民表演」，我們希望培養青少年或學生的公民意識。若青年參與只有「交流、認識、實習、做活動」，但缺乏議題主導、資源連結與決策權，就容易變成你說的「為做而做」。充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青年培養成能夠：形成公共論述（articulate issues）、組織他人、建立網絡（organise and network）、與持份者協商（negotiate）、監察與問責（accountability）。
當大學講師進一步說明時，筆者也更清楚充權的操作面向：它可以是資源連結，例如提供必要的資訊、資金或技術（如低收入補助、技能培訓）；也可以是透過教育與訓練，培養解難能力並提升自我效能感；亦可以是鼓勵當事人參與決策，避免弱勢者只能被動接受幫助。同時，透過建立鄰里或社交互助網絡，運用團體力量形成社會共識，進而推動改變。
歸根究柢，充權的最終目標，是讓受壓迫或被邊緣化的社群能自我賦能、爭取應得權利，並在社會中獲得公平對待與尊重。從理論角度，Friedmann（1992）提出三個不同程度的充權。首先是心理充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重點在於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現狀，建立自信與自我效能感，克服壓迫帶來的負面自我評價與無力感。其次是社會充權（social empowerment），透過取得實質資源（如教育、技術、資產與資訊）並建立社會網絡連結，協助個人或家庭改善生活品質。最後是政治充權（political empowerment），強調弱勢群體能參與決策過程，並影響與其生活相關的政策與制度，從結構層面鬆動權力不平等。總括而言，Friedmann的觀點把充權視為一個由內而外的過程：從個人認知與信念的轉變出發，延伸到資源與網絡的取得，最終走向公共參與制度改變。
在美國學者Sherry R Arnstein於1969年提出「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中，當參與程度達到「社區控制」（Community Control）或能主導社區發展方向時，往往可視為充權的一種體現。不過，「社區控制」並不等同於口號式的「有諮詢就算參與」，否則它可能會變成象徵性參與（Tokenism）；在我看來，它更關鍵的是持份者參與（Stakeholder Engagement）是否充分，過程是否具公共性與認受性，並能獲得較廣泛的公眾理解與支持。同時，市民亦需要有足夠而真實的空間表達意見，意見能被回應、被納入討論，甚至影響決策。
以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在宏觀政策（如《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的公眾諮詢為例，政府在不同地區舉行多場諮詢會，場次可達百多場，筆者也兩次出席專上教育場公眾諮詢，看見司局長們認真舆年輕人交流，分享觀點與記錄。在「完善地區治理」與行政主導的框架下，亦邀請不同界別、行業代表提供意見。與此同時，不少政黨及政策倡議團體/機構亦會向政府提交研究報告、意見書，甚至發起請願；部分議員、非政府組織與民間智庫亦進一步推動青年政策倡議，例如發布「民間施政報告」、成立青年研究智庫，或舉辦政策研究與倡議培訓課程。從「參與形式」上看，這些做法確實擴闊了公共討論的渠道，也讓更多聲音有機會進入政策視野。
然而，若從社區充權的角度出發，更值得追問的是：上述參與是否能形成由下而上的議題建構與行動動員，並在權力結構中帶來實質影響。就社區組織與青年工作而言，一個較典型的「由下而上」介入路徑，往往包括三個環節：第一是「尋找與連結」——以小隊或一對一會面方式接觸青年，發掘潛在的組織者與核心成員；第二是「社區聆聽與凝聚共識」，結合社區的多元力量，透過訪談、觀察等方法整理共同經驗，逐步確立可共同行動的議題；第三是「行動與協商」，在清晰的權力分析與持份者分析基礎上，透過具策略的集體行動建立必要的張力，同時尋找對話與協商的切入點，促成更具建設性的討論，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創造雙贏空間。這種以議題為核心、以集體能力為目標的過程，正是社區充權在實務上較具體、也較可被觀察到的呈現方式。
《青年發展藍圖》亦提出設立兩個委員會（「地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及「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並納入青年委員，以擴闊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自薦計劃」）是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和《青年發展藍圖》所提及的青年發展重點措施之一。為吸納更多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加強他們與政府的互動互信，「自薦計劃」進一步擴大，目標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內把參與計劃的諮詢委員會數目，由2022年的60多個增加至不少於180個。「自薦計劃」自2017年底推出以來，反應踴躍，由「試行計劃」至常規化後的第八期「自薦計劃」，合共收到約1.4萬份申請。
「橋樑」遊戲如何對應「充權」？
筆者與小組共同設計「橋樑」遊戲：假設A國與B國彼此合作、共同搭建連接兩國的橋樑。此遊戲的設計核心，實際上是一種明確的「充權取向」嘗試——它不是用概念說明權力，而是把抽象的權力結構（誰能參與、誰能決策、資源如何分配、誰被代表）轉化為玩家可親身經歷的制度差異，讓玩家透過遊戲過程「感受到」權力不對等，而不僅是聽見理論敍述。換言之，我們把「權力不是平均分配」做成可操作、可比較、可被經驗的規則系統：
A國：公民可以討論、可以投票——強調代表制與程序參與。
B國：由國王最後拍板，人民多半沉默——呈現高度集權與菁英決策。
因此，遊戲所對應的充權並非停留在個人層次的「更有自信」或「被鼓勵表達」，而是更貼近empowerment的制度意涵：制度是否真正提供參與空間與決策權，而非僅止於形式上的諮詢。在這套設計下，玩家在B國會直接體驗到「即使有意見也無法影響結果」的無力感；而在A國則更接近「有參與機會」的情境，但同時也可能察覺到程序仍可能被操弄、被代表不必然等同於能影響。
透過這種可體驗的差異，遊戲把充權的關鍵問題具體化：究竟誰能進入決策、誰能左右結果，以及參與是否具有實質效果。透明度、可問責性（accountability），以及集體能否掌握資訊，決定了參與是不是「真參與」。 當資訊只流向權力核心（國王），群體就很難形成「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與監察。
最後，筆者認為不少青年其實非常願意參與社會事務，亦具備一定的明辨是非能力與批判性思考。事實上，只要願意多一份覺察、多一點投入，主動參與活動、爭取發聲與表達意見，善用不同平台與角色，便有機會逐步實現自我充權。與其停留在旁觀，不如把自身所長轉化為行動，為社區議題出一分力。
撰文︰羅浚軒
準社工，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