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3年出版的《第一對開本》（First Folio）是莎士比亞逝世七年後，由他的演員朋友集結出版的戲劇合集，編者把劇作分為三大類：喜劇、歷史劇和悲劇。其中歷史劇特指那十部以英格蘭君王為核心、涵蓋從約翰王到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的作品，如《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亨利五世》及《理查三世》等。
這些劇作聚焦於百年戰爭與玫瑰戰爭的動盪歲月，在舞台上構築了英格蘭民族的國家史詩。它們既非單純的史實重述，亦非虛構的傳奇故事，而是以戲劇之筆探討權力、正統性、領袖責任與國家命運的永恒命題。
莎士比亞的歷史劇深刻揭示了王權的本質與挑戰。《理查二世》探討君權神授的合法性與君王個人能力的張力，理查二世自恃天命卻治國無方，最終被實幹的波林布洛克推翻。劇中第五幕第五場理查被囚於龐弗雷特城堡時的獨白：「I waste time, and now doth time waste me」（我曾虛擲光陰，如今光陰卻在消耗我），道盡了權力易主的蒼涼與歷史的無情。
《亨利四世》上下篇則透過哈利王子的成長，展現了君王從浪子到明君的蛻變過程。亨利王子在丑角法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身邊的狂歡與最終的斷絕關係，象徵個人欲望與公共責任之間的痛苦抉擇。當他繼位成為亨利五世後，在第五幕第二場中對大法官說出那句「Presume not that I am the thing I was」（別以為我還是當年的我），標誌一個真正君王的誕生。
莎翁在這些作品中不僅描寫帝王將相，也刻畫市井小民的聲音。《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嘲諷戰爭與榮譽，他在第五幕第一場中對榮譽的質疑：「What is honour? A word.」（榮譽是什麼？一個詞罷了），提供了與官方意識形態對照的民間視角。這種多聲部的敍事，使得莎翁的歷史劇遠超簡單的政治宣傳，成為充滿辯證張力的藝術作品。
《亨利五世》則是莎翁歷史劇的高峰，刻畫了一位理想君主的形象。亨利五世在阿金庫爾戰役前夕的第四幕第三場演說：「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我們少數幾人，我們幸運的少數，我們是一群兄弟），不僅激勵了將士，更把戰爭昇華為民族共同體的榮耀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歷史劇的創作與演出正值伊莉莎白晚年無嗣、王位繼承問題困擾國家的敏感時期。透過再現玫瑰戰爭的慘烈歷史，這些劇作傳達了明確的政治訊息：內戰帶來災難，合法繼承與國家統一至關重要。《理查三世》被描繪為怪物，他以第一幕第一場的開場白：「Now is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如今我們不滿的寒冬）展開其野心圖謀，以陰謀與殘暴奪取王位，最終在波斯沃戰役中被里奇蒙伯爵擊敗。他的墮落軌跡警示後人：權力若無道德制約，終將導致自我毀滅。里奇蒙伯爵的勝利象徵都鐸王朝的合法開端，這既是對當權者的致敬，也是對政治穩定的集體期盼。
舊王已死、新君當立之際，這些歷史劇往往以國家秩序的重建作結。《理查三世》結尾第五幕第五場中，里奇蒙伯爵（即位為亨利七世）宣告：「Now civil wounds are stopp'd, peace lives again」（內戰的創傷已然癒合，和平重獲新生）。這種結局不僅符合喜劇的團圓模式，更寄託了對英格蘭民族未來的深切祝福。莎翁的歷史劇提醒我們：國家的延續高於個人的成敗，秩序的恢復重於一時的激情。這正是歷史劇穿越四百年，依舊能與當代對話的永恒價值。
撰文︰曹穎寶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