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間因為公務，拜訪一位大學電機系教授。談話間，他忽然話鋒一轉，把話題導向一個看似普通的問題：大學上課使用的教科書，究竟是誰寫的？
以筆者的求學經驗來看，多半是國外學者，其中不乏該領域的權威。
這原本不是壞事，理工科知識具有高度國際性，使用英文原版教科書，可以及早接觸通用的專業語彙、理論與研究脈絡。許多經典教科書歷經多次改版，內容通常較一般教師自行整理的講義完整。
不過，教授真正想了解的，不是大學生為什麼要讀原文書，而是當本地學界與產業已累積大量研究及實務經驗，為什麼仍然很少有人把這些知識整理成一本書，交給下一代？
這番話使筆者想起自己的求學經驗。當年系上的必修課，幾乎都使用厚重的英文原版教科書。各科書名如今已記不清楚，唯獨有一本《機械材料》是中文書，作者還是系上的名譽教授。
年輕時的筆者並沒有覺得這本書特別珍貴，反而很自然地猜想，系上採用它，多少帶有「支持自己人」的意味。這只是當時身為學生的揣測，未必符合實際情況。不過，從大學一路念到博士，筆者幾乎未再見過必修課選擇本地學者撰寫的中文教科書。
一本中文版教科書的價值，不只是讓學生少查幾次字典。寫教科書也不等於把英文翻譯成中文，而是要重新決定一門學問的入口、次序與邊界：哪些觀念不能省略，哪些名詞應該如何解釋，該引用哪個本地的合適案例，幫助學生理解生硬的內容。
一篇論文通常把一個問題往前推進；一本教科書卻要把許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與教學經驗，整理成讓初學者得以進入這門學問的知識體系。前者追求研究創新，後者處理知識傳承。
問題是，在現行的學術制度中，相較於可量化的論文、研究計劃金額與引用次數，寫教科書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成果卻不容易立即被看見。一本書寫完後還要持續修訂，否則很快便可能跟不上技術變化。能夠寫的人，往往也是研究、教學與行政工作最繁重的人。
於是，最懂的人不一定有時間寫；等到有時間，可能又缺少體力、編輯支援，以及「有人需要這本書」的感覺。許多知識最後留在教授的記憶、研究成果與個人經驗之中，隨着退休逐漸消逝。
這不代表大學應該全面改用中文教材，專業學習本來就需要跨越語言藩籬，學生也不宜失去直接閱讀國際文獻的能力。真正的問題是：除了採用風行全球的原文經典，我們有沒有能力把自己的經驗，也整理成下一代可以學習的形式？
多年後重新想起那本《機械材料》，筆者反而覺得，即使當年的選書確實帶有支持系內前輩的意味，也未必全然是壞事。因為這至少表示，當時還有人願意停下來，把自己理解的學問重新整理一次，替後來的學生鋪出一條路。
如果大學只獎勵走到最前面的人，卻很少獎勵願意回頭鋪路的人，那些在專家眼中不言而喻、對初學者卻無從得知的普通常識，便很難轉化為共同知識。長遠而言，流失的恐怕不只是幾本中文版教科書，而是一個社會讓專業經驗得以代代累積的能力。
撰文：鐘國晉
長期關注科技政策、產業結構與決策風險，研究與寫作背景橫跨科技與知識產權領域。近年聚焦於高度不確定環境中，制度敍事與資訊品質如何影響組織判斷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