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逐漸成為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的重要議題。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同樣可能面對學業壓力、朋輩衝突、家庭變化、欺凌、社交孤立及數碼媒體影響。由於小學生的語言表達、情緒辨識及求助能力仍在發展，他們未必能直接說出自己感到焦慮、抑鬱或無助，反而可能透過身體不適、行為改變或學習表現下降來表達困擾。因此，關注小學生精神健康不只是為了處理危機，更是為了及早識別問題、建立保護因素，並協助兒童健康成長。
世界衞生組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約三分之一的精神健康問題在14歲前出現，約一半在18歲前出現。這說明小學階段是精神健康預防及早期介入的重要時期。兒童在這個階段逐步建立自我形象、情緒調節能力、人際關係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如果他們能在學校及家庭中獲得適切支援，便較有機會學會辨識情緒、表達需要和尋求幫助。相反，如果情緒困擾長期被忽略，問題可能影響學習、出席、睡眠、家庭關係及朋輩互動，並在升中或青春期時進一步惡化。
香港現有數據反映，小學生精神健康問題值得政策及學校持續關注。衞生署2024/25學年資料顯示，1.6%小學生表示過去12個月曾計劃自殺，0.7%表示曾嘗試自殺；另有2.1%學生表示曾遭受網絡欺凌。同期，1.0%接受學生健康服務的學生因心理社交或行為問題而被轉介作進一步評估及管理。這些數字雖然不能代表所有未被識別的情緒困擾，但已說明部分小學生面對相當嚴重的心理風險。政府委託的調查亦顯示，2023年6至17歲學生中，約24.4%被指有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焦慮及抑鬱相關比例分別為6.1%及5.4%。
香港政府已在2025/26學年把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延伸至小學四至六年級試行，目標是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第一層主要由學校負責識別和提供校本支援；第二層由校外社福及專業支援網絡提供較深入的介入；第三層則把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轉介至醫管局精神科專科服務。然而，三層應急機制主要針對已有較高風險的學生，若要有效回應小學生的精神健康需要，還需要在危機出現之前處理欺凌、朋輩壓力及校園文化等風險因素。芬蘭推行的KiVa反欺凌計劃，正好提供一個可與三層應急機制結合的全校模式。
KiVa由芬蘭研發，核心理念是欺凌不只是欺凌者與受害者兩個人的問題，旁觀學生如何反應，同樣會影響欺凌能否持續。若旁觀者起鬨、附和或以沉默方式支持欺凌，欺凌者可能得到地位、注意力或群體認同，令行為延續。相反，如果學生能表達反對、支持受欺凌者、尋求成人協助，欺凌者便較難從行為中獲得回報。KiVa因此不只教育受害者保護自己，也不只懲罰欺凌者，而是透過改變整個班級及學校的朋輩文化，減少欺凌行為的社會獎賞。
KiVa包括普及性措施和針對性措施。普及性措施面向全校學生，內容包括有關欺凌、同理心、群體壓力、情緒理解和旁觀者責任的課堂，並配合影片、討論、角色扮演、網上遊戲、海報及校園活動。小學課程可按年齡分為低年級和高年級版本，讓學生循序漸進地理解欺凌的影響，以及如何安全地支持受欺凌同學。針對性措施則處理已經發生的欺凌個案，由受訓的校內團隊與受害者、欺凌者及相關同學分別會面，了解事件、停止欺凌、修復關係，並在一段時間內持續跟進。
芬蘭的研究顯示，KiVa能減少學生遭受欺凌及參與欺凌的情況，同時提升學生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支持同伴的信心及為制止欺凌而採取行動的意願。一項以5731名兒童為對象的隨機研究亦發現，KiVa在推動學生為受欺凌同學挺身而出方面具有正面作用，而這種作用部分與學生的責任感及相信介入能夠停止欺凌有關。這些結果對小學精神健康工作十分重要，因為它顯示改善朋輩互動和校園氣氛，不只是反欺凌工作，也可以成為預防孤獨、焦慮、抑鬱及自傷風險的保護性措施。
在香港小學推行三層應急機制時，第一層可以吸收KiVa的全校預防元素。學校可在常規課堂、班主任課、成長課或德育課中，定期加入情緒教育、同理心、朋輩支援、衝突處理和網絡欺凌教育，而不是只在欺凌事件發生後才舉辦講座。課程內容應配合兒童的發展程度，例如低年級可使用故事、繪本、圖像和角色扮演，協助學生分辨「玩笑」和令人受傷的行為；高小則可討論群體壓力、網絡社交、旁觀者角色和安全求助方法。學生應明白，支持受害者不等於以暴力還擊，而可以是陪伴對方、拒絕轉發欺凌內容、邀請對方加入活動，以及向可信任的成人報告。
第一層亦可建立校本KiVa式監察和識別制度。學校可每年或每學期以匿名方式收集學生對校園安全、欺凌、孤獨感、朋輩關係和學校歸屬感的看法，並按年級分析結果。教師和社工則需要留意學生是否出現長期缺課、拒絕參加小組活動、休息時段獨處、成績突然下降、情緒爆發或反覆身體不適等變化。若學生只是偶爾遇到朋輩衝突，學校可以透過班級活動、社交技巧訓練和教師調解處理；若情況持續或已影響學生情緒，便應由社工或輔導人員作進一步評估。這樣可以把KiVa的反欺凌預防工作與三層機制的早期識別功能連接起來。
第二層可以把KiVa的針對性個案介入與校外支援網絡結合。當學校確認學生持續受到欺凌、出現嚴重社交孤立、拒絕上學、焦慮或抑鬱徵狀時，便不應只依靠班主任處理。學校可轉介校外社工、臨床心理學家、兒童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或社區支援服務，為學生提供個別輔導、小組訓練及家庭會談。介入時應分別了解受害者、欺凌者、旁觀者及班級文化，避免只把受害者抽離原有環境，或只對欺凌者作懲罰而沒有改變群體關係。
在第二層支援中，受欺凌學生可接受情緒調節、自我保護、建立友誼及求助訓練；欺凌者則需要了解其行為造成的影響，學習同理心、責任承擔和非暴力解決衝突的方法；旁觀者則需要練習如何在安全情況下表達反對和尋求成人協助。對於涉及網絡欺凌的個案，社工及學校還要協助學生保存證據、停止轉發、檢視私隱設定及處理網絡社交壓力。家長亦應參與其中，學習如何聆聽子女、避免責備受害者，以及在不增加報復風險的情況下與學校合作。
KiVa的個案處理並不是完成一次會面便結束。香港小學可建立為期數星期至數月的跟進安排，例如事件處理後一星期、兩星期及一個月分別了解學生狀況，並由班主任、社工和家長保持適度溝通。若學生的情緒狀況改善，仍可繼續提供低強度的校本支援；若學生出現持續失眠、嚴重焦慮、拒絕上學、自傷想法或表示不想生存，便應即時啟動第三層危機支援。
第三層應把KiVa的危機個案處理，與現有醫療轉介及安全計劃連接。當欺凌導致學生出現自傷或自殺風險時，學校應先確保學生安全，不讓學生獨處，並由指定人員按程序進行即時評估。有需要時，校長可把學生轉介至醫管局精神科專科服務。香港政府的三層機制規定，第三層主要處理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在這個階段，KiVa的反欺凌工作仍然不能停止，因為如果學生返回學校後仍然面對欺凌、排斥或威脅，單靠醫療處理便難以降低危機重現的可能性。
因此，第三層應包括醫療、家庭和學校的共同安全計劃。計劃可列明學生的危機訊號、觸發因素、可信任的聯絡人、家長如何陪伴、學校如何安排安全返校，以及如何避免學生再次接觸欺凌環境。返校時可先安排較彈性的課業、指定安全空間、可信任的教師及同伴支援，並在休息時間加強成人監察。學校亦應評估是否需要調整座位、課堂分組、放學安排或網絡平台管理，但要避免公開標籤受支援學生，或令學生感到自己被懲罰。
要把KiVa有效套用至香港三層應急機制，學校可採用「全校預防、早期識別、針對性介入、危機轉介及返校跟進」的連續模式。第一層以全校課程、朋輩文化和校園監察為主；第二層以社工及專業人員處理持續欺凌、社交孤立和情緒困擾；第三層則處理自傷、自殺風險及嚴重精神健康需要。三層之間應有清晰升級標準，但不應把學生機械地分成固定類別。學生的情況可能隨時間改變，支援也應可以由第一層升至第二層，再視乎需要轉介第三層，並在危機過後重新接回學校和社區支援。
成效評估方面，學校可同時觀察反欺凌和精神健康指標，包括學生遭受欺凌的比例、旁觀者支持行為、學校歸屬感、孤獨感、情緒困擾、缺課、拒絕上學、轉介數量、危機回應時間及返校後持續就學情況。需要注意的是，轉介個案增加不一定代表學校情況惡化，也可能表示學生更願意求助或教師識別能力提高。因此，評估不應只看個案數字，而要同時檢視學生安全感、求助意願、朋輩關係和支援後的實際改善。
總括而言，芬蘭KiVa反欺凌計劃可為香港小學三層應急機制提供重要補充。三層應急機制主要處理高風險及危機個案，而KiVa則透過全校課程、旁觀者介入、朋輩文化改變及個案跟進，從較早階段減少欺凌和社交孤立。兩者結合後，學校便不會只在學生出現自傷風險時才提供支援，而是從日常校園生活開始，建立一個讓學生感到安全、被接納和能夠求助的環境。對小學生而言，最理想的支援並不是單一的危機處理措施，而是一套由全校預防、家庭合作、社區服務及專業醫療共同組成的連續支援系統。
撰文︰陳尚懿
「同行鳥」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