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月對英格蘭歷史劇的探討，我們繼續深入莎士比亞的歷史視野。在完成一系列英格蘭歷史劇之後，莎翁於1599年左右創作了《凱撒大帝》，隨後又寫下《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把目光轉向古羅馬的歷史舞台。在1623年出版的《第一對開本》中，《凱撒大帝》被明確標為「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則標為「The Tragedie of Anthonie, and Cleopatra」，兩者均收錄在悲劇部分。因此從最傳統的定義來看，這兩部無疑是悲劇。
儘管傳統分類將之歸為悲劇，但它們與歷史劇有密切的關聯，這引發了現代學術界的討論。首先，兩部劇作均改編自普魯塔克（Plutarch）的《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描繪了真實的歷史人物如凱撒、布魯圖斯、安東尼、奧克泰維斯與埃及妖后，以及刺殺凱撒、腓立比戰役、亞克興角戰役等重大歷史事件，題材本身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其次，有學者指出《凱撒大帝》的結構更像莎士比亞剛完成的英格蘭歷史劇，聚焦於政治權力的爭奪，劇情隨着不同政治勢力的興衰而波浪式推進，而非像《哈姆雷特》那樣完全集中在一個主角的內心世界。
正因為這種「既是悲劇，又是歷史劇」的雙重特性，現代學術界常把《凱撒大帝》、《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與《科利奧蘭納斯》統稱為莎士比亞的「羅馬劇」（Roman plays），以區別以英格蘭歷史為背景的歷史劇。羅馬劇與英格蘭歷史劇存在明顯差異，後者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和都鐸王朝政治宣傳的痕跡，羅馬劇則更深入地探討共和與帝制的衝突、公共責任與私人情感的矛盾等普遍性的政治哲學命題。
《凱撒大帝》中布魯圖斯為共和理想刺殺好友的掙扎，叩問政治信念與個人情誼的界線。他在第三幕第二場向羅馬市民解釋自己的行為時坦言：「Not that I loved Caesar less, but that I loved Rome more.」（並非我不愛凱撒，而是我更愛羅馬）這句經典辯白，展現了理想主義者在公共責任與私人情誼之間的痛苦抉擇，他堅稱自己的行為是為了公眾利益，而非私仇。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則刻畫了愛情與權力之間的致命糾纏，安東尼在羅馬的責任與埃及的激情之間撕裂，最終走向毀滅。當他眼見艦隊背叛、戰局崩潰時，在第三幕第十一場悲憤地呼喊：「The foul Egyptian! Whose eyes I defy, and those same poison'd lips, might well deceive me!」（埃及的蛆蟲，你這條尼羅河畔的毒蛇！）這段充滿怨懟與絕望的獨白，把失敗的痛苦與對克莉奧佩特拉的複雜情感交織一處，道盡了英雄在愛情與權力雙重漩渦中的沉淪與幻滅。
有學者把《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視為《凱撒大帝》的續集，因為它延續了凱撒死後羅馬權力鬥爭的故事線。凱撒被刺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引發了安東尼、奧克泰維斯與雷必達之間的三巨頭同盟與內戰，而安東尼與埃及妖后的結合，則把個人情感捲入國家命運的漩渦之中。這兩部作品雖然以悲劇的深度刻畫了人物的激情、矛盾與毀滅，但其宏大的歷史視野和對政治權力的關注，使它們在精神上與歷史劇血脈相連。
《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埃及艷后在安東尼死後的獨白，既是愛情的輓歌，也是一代女王對命運的最後抗爭。在第五幕第二場，當她決定自盡追隨安東尼時，滿懷深情與尊嚴地宣告：「I dreamt there was an Emperor Antony; O! such another sleep, that I might see but such another man.」（我夢見有一位安東尼皇帝；但願再有一次這樣的睡眠，讓我看見另一個這樣的人）這段獨白把安東尼的形象神化，以宇宙星辰比喻他的偉岸，既是對逝去愛人的深情追憶，也是她以死亡維護王者尊嚴、拒絕被凱撒羞辱的終極宣言。
無論英格蘭歷史劇還是羅馬劇，莎翁始終關注個人意志與國家命運的碰撞。這些作品在英雄隕落後往往以秩序重建作結：《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中奧克泰維斯成為羅馬唯一統治者，宣告新時代來臨。這印證了莎翁的深層智慧：個人成敗終化塵土，國家延續與秩序恢復才是歷史劇穿越時空的永恒價值。透過羅馬劇，莎士比亞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古典世界的壯闊史詩，更引領我們思考那些超越時代的政治與人性命題。
撰文︰曹穎寶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