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新批評（New Criticism）被視為現代文學理論的重要基礎，其核心主張是讀者應專注於文學作品本身的修辭與語言，而不依賴作者生平或歷史背景。然而，新批評只是文學批評的起點。若讀者僅停留在文本內部技巧的分析，便容易忽視文本之外更廣闊且深層的意涵。要更系統地探討這些文本外的意義，可從理解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中的「符號」（sign）概念着手。
以「紅色」為例，這一種顏色本身具有多重可能的象徵：愛情、危險、聖誕節，或農曆新年等充滿喜悅的節慶。然而，在交通燈的情境中，「紅色」卻只能解讀為「停止」。原因在於現代社會對交通燈的顏色與意義已形成約定俗成的共識：紅燈止、綠燈行。
在語言學的框架中，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把上述情形視為「符號」的運作，並將符號分為兩個不可分割的面向：作為顏色或形式的「紅色」是能指（signifier，即聲音影像或形式）；而「停止」的概念則是所指（signified，即意義或概念）。因此，符號不是單純的顏色、聲音或圖像，也不是單純的抽象概念，而是能指與所指二者的結合。
索緒爾曾以一張紙為喻：「語言就像一張紙，思想是正面，聲音是反面；你不能只剪正面而不剪反面，兩者必須同時被剪下。」此喻強調了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索緒爾指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連結在本質上具有「任意性」（arbitrariness）。「紅」這個聲音或形式之所以對應特定意義，並無自然或邏輯上的必然；這種配對關係完全源自社會歷史習俗，經由社群長期的共識與慣用而被確認並固定下來。
那麼，符號的任意性及符號之間的結構關係，究竟如何幫助我們突破新批評的侷限，從而解讀文學文本中隱含的、更廣泛的文化與社會意義，而不只停留在表層的修辭與形式？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篇文章進一步探討。
撰文︰卓嘉智博士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