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符號」（sign）概念有助突破新批評（new criticism）僅聚焦文本內部技巧的局限，從而揭示文學文本中更廣泛、深層的文化與社會意義。以「紅色」作為符號為例，其能指（紅色作為顏色）與所指（紅色作為「停止」）之間的連結具任意性（arbitrariness），卻由社會對交通燈的共識所固定。那麼，符號與文學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以集中討論「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此乃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符號。
文學寫作的特色之一，就是對語言中的細微差別有所關注。如果沒有與其他類似詞語的比較及關聯，例如「小」、「微小」、「極小」，詞語就會失去精確的意義。二元對立就是作家對語言的比較及關聯的一種方式，例如「走」與「停」；「動物」與「人」；「好」與「壞」；「富有」與「貧窮」；「男人」與「女人」；「上」與「下」。要注意的是，它們雖然對立，卻並非矛盾，而是互補的，因為二元對立的意義在於突顯語言中的細微差別。
那麼，結構主義，尤其是把二元對立視為符號的分析方式，與文學分析之間有何關聯？結構主義並不關注文本的品質高低，而是着力探究文學意義如何透過語言的符號系統被建構與生產。換言之，結構主義關心的並非單一作品的表現，而是支配文學意義生成的結構系統本身（例如二元對立）。下期將以美國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小說Young Goodman Brown作為具體範例，進一步加以說明。
撰文︰卓嘉智博士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