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是文學文本中最常見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符號形式之一。
然而，二元對立並不意味單純的矛盾衝突，而是一種彼此依存、相互界定的關係。例如，「善」與「惡」雖然不同，卻同屬道德價值體系，彼此映照而存在；「得救」與「受罰」看似對立，卻同為宗教意義下的靈魂狀態，彼此構成其意義。
在美國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小說Young Goodman Brown中，這種二元對立結構被明確地鋪陳出來︰
“The hoofs clattered again, and the voices, talking so strangely in the empty air, passed on through the forest, where no church had ever been gathered, nor solitary Christian prayed. Whither, then, could these holy men be journeying, so deep into the heathen wilderness?”
「馬蹄聲再次鏗鏘作響，那些在空蕩空氣中詭異交談的聲音穿越森林而去一片從未有教堂聚集，也從未有孤獨的基督徒祈禱過的地方。那麼，這些聖人究竟要前往何處，竟如此深入那異教徒的荒野之中？」
從結構主義的觀點解讀上述選段，我們不禁追問：為何敍述者如此強調「森林」這一空間，並刻意把其描繪為「從未有教堂聚集、也從未有孤獨的基督徒祈禱過」之地？對「聖人」與「異教徒」這組二元對立的考察，如何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Young Goodman Brown？
霍桑的大部分作品皆以殖民時期的新英格蘭為背景，探討清教徒歷史中所蘊含的道德與精神複雜性。清教主義是塑造當時社會的重要宗教文化力量，強調《聖經》乃信仰與日常生活的最高權威，並對任何不符合其嚴格精神標準的行為或群體抱持高度警惕，甚至缺乏寬容。在此思想框架下，清教主義往往把人生與世界劃分為非此即彼的僵化對立，例如「罪人「與「得救者」，幾乎不為灰色地帶保留空間。
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文學理論，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更宏觀的結構層面，而非停留於細微差異之上。由上述選段可見，若從結構主義角度重新審視Young Goodman Brown，便能發現霍桑透過情境鋪陳、場景象徵與語言運用，層層建構出善與惡、得救者與罪人等二元對立結構。藉由這些對立關係的張力與交織，引發讀者對清教世界觀的宗教權威提出反思。
然而，若結構主義着重於辨識文本中的對立結構，並預設這些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那麼，它是否足以說明文本內部如何動搖甚至瓦解其自身的二元框架？下期將繼續以Young Goodman Brown為例，從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討文本如何瓦解其自身的二元對立結構。
撰文︰卓嘉智博士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高級講師